“生命的意义在于爱”
陈明
费耶阿本德，有无政府主义者之称的科学哲学家，他认为搞研究是“怎么都行”，因为在他看来，科学家们往往是出于各种主观的，甚至非理性的原因才去创造并坚持种种科学理论的。他给自己的自传取名《不务正业的一生》，颇能反映其思想主张与人生态度的某种风格。这本书的最后几页是他在临终前不久完成的，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赠言是，生命的意义在于爱。这样的话从费氏笔底流出，既叫人稍感诧异，又格外的动魄惊心。我们不能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人情之常，将它理解为某种宗教式的顿悟或皈依，如果从科学和哲学这两个费氏毕生关注的学科入手稍加探究，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启示。
尽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指控精神分析学是“二十世纪最惊人的狂妄的智力骗局”，我还是倾向于把弗洛依德及其后学的思想主张理解为一种对人性具有科学性的解释。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人已被尊为理性的存在而与动物界区别开来，坐稳了万物之灵的宝座，但达尔文很快便证明了人与猴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今天，极端的达尔文主义者更把基因作为生命的核心，个体生命则被视为基因自我复制的实现手段或中介。这些颇具权威的生物学理论显然可以整合到支持弗氏思想的大背景中去。
另一方面，当我们躬身内省，人首先是一自然的感性存在物这一观点也应是能够得到普遍的生活经验支持的。我们都知道，人格的形成从青春期开始，而自我意识的形成正是与身体的性成熟相伴而生，二者间的逻辑关系显然并不如鸡与蛋孰先孰后那么复杂，而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按照道金斯的思路，可以说是基因向个体下达自我复制的命令后，爱的程序就启动了。
于是少年钟情，少女怀春。但能爱须与所爱氤氲合和，才能化生万物，而以孤阴孤阳形式生存的个体只要不是生活在亘古洪荒，或者萨摩亚群岛的某个部落，就不能不由此陷入一种焦虑，轻轻吟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青春期的这种焦虑源于性本能无法释放的紧张，但这种压抑正是文明的标志，因为它意味着性的追逐已建立了某种游戏规则，正如图腾崇拜禁止乱伦而成为文明之始。我以为这种游
戏规则的本质是试图削弱性的自然属性，而强化它的文化色彩。爱，作为由性激起的情感形式，在这个规则系统中居于枢轴的位置。正是通过对爱之内涵、表达形式以及实现途径的塑造与规定，社会把性本能转换为一种文化的创造力量。当然，这一套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人之异于禽兽者之几希了。孔雀开屏，百灵宛啭，均是求其“偶”声。对于人来说，去爱，即意味着调动自己的全部激情、勇气和才智去创造，在社会中证明自己的过人之处。作为人学的文学所描绘的死亡、救赎、冒险等诸多原型主题都是在这一过程中展开，并获得人们的感动与回应。在这里，爱不再只是对优异遗传基因的炫耀或者作为合法性交的婚姻的铺垫，而具有生命的本体意义，贯穿人的一生，并由此彰显出人的丰富与尊严。尽管性的自然结果是生殖，但理性的狡计就这样使它衍生出文化的繁荣。
漂亮的女人总是相似的，漂亮的男人则各有各的魅力。因为女人的美是向作为自然形态的男人开放，而男人的美则须到作为文明形态的社会中求得证明。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人只有被爱的与不被爱的两种，那么男人也只有敢爱的与不敢爱的两种，即能够创造与不能够创造的两种。所以拿破仑、鲁迅、比尔·盖茨都是他们时代的英雄。虽然对女人来说男人几乎是整个世界而对男人来说女人永远只是其生活的组成部分，爱与被爱的区分在这里却没有高下之别。既然男人是通过征服世界征服女人，那么女人便是目的，作为一种牵引的力量，参与了对世界的创造，所谓没有母亲，便没有英雄。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上升的例子，文学史上不胜枚举，贝阿特丽丝之于但丁，当然是最为典型的一个。
市场经济对人性也显露出双刃剑的特征。有人用“滥情乏爱”描述今天的世界，一方面是性的压抑有了诸多的释放途径，另一方面是文化创造的冲动日趋疲弱。因为性与爱相比要轻松十倍百倍，所以爱情二个字好辛苦。那英唱道：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
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收容我的已只有自己的影子。到那片天空去，就是超越自我，更新生命，这自然不免炼狱之火的煎熬。女人是容易受伤的，男人却不能太脆弱。真正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坚决拒绝再回既已背叛的城市。极端的例子是梵高、尼采、齐克果。爱使他们生活在高度亢奋的意识刀锋上，生命在爱的追求中直接就燃烧尽净，因为他们所爱的已不再只是女性之美，而是精神之美的象征上帝。罗洛·梅说，“亲眼看见上帝的人必死无疑”。于是他们或者疯狂，或者伤残，但有一点则是相同的，他们都超越了自我，把自己的生命化作了自己的作品，在那里，灵肉相融，科学与哲学也达成了统一。莫非，这就是生命的目标，进化的极致?
我不否认精神分析学说具有强烈的抗议和批判色彩，但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一种关于拯救的理论，一种关于人文与自然缠绕纠结的悲剧性理论。东方的圣贤虽然承认“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但其追求“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中和之美，今天看来似乎是太过乐观了一点。在弗洛依德本人和费耶阿本德身上我都隐隐感觉到了一种残酷的真实。他们让我意识到，人类关于世界的观念是非常脆弱的，生命在寒来暑往的时间隧道中生息繁衍并无一个终极的实在作为心灵的支点，人类注定只能在性与爱、自然与人文的矛盾倾斜中左冲右突。去爱，去创造，并体验到充实和愉悦，能觉得此生不虚，即当于愿足矣。
如果说文化的魅力或多或少与此悲剧性相关，那么留给我们的问题应该就是，当你面对自己的上帝或贝阿特丽丝，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迈步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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